蔡惠明：谢灵运的佛学思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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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灵运的佛学思想

蔡惠明

谢灵运(三八五—四三三)小名客儿,祖籍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,出生于会稽始宁(今浙江上虞)。他是东晋世族谢玄之孙,袭封康乐公,所以后世称他为谢康乐。刘宋王朝建立后,他由公降为侯,曾任永嘉太守、侍中,临川内史等职,后来在刘宋王室的权力争斗小,被宋文帝所杀。“宋书”卷六十七,“南史”卷十九都有他的传暑。

谢锟运是晋宋之际名声最大的诗人之一。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山水诗,擅长刻画景物,讲究雕琢字句,喜用典故,注意诗歌的形式美,留下了不少传诵较广的名句。由于他写信佛教,他的诗篇也充满丁出世思想和宗教感情。他的作品收入在“谢康乐集”中。

谢灵运认为,“六经典文,本在济俗为冶耳。必求性灵真奥,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!”(见何尚之“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”)。他是当时道生大师阐发“顿悟戎佛说”的最积极的鼓吹者。他在“答孟颛书”中说:“得道应需慧业。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,成佛必在灵运后。”这里的慧业,就是指顿悟。他在“与诸道人辨宗论”中写道:

“同游诸道人,并业心神道,求解言外。余枕疾务寡,颇多暇日,聊伸由来之意,庶定求宗之悟。释氏之论,圣道虽远,积学能至,累尽鉴生,不应渐悟。孔氏之论,圣道既妙,虽颜殆庶,体无鉴周,理归一极。有新论道士,以为寂鉴微妙,不容阶级,积学无限,何谓自绝?今去释氏之渐悟,而取其能至,去孔氏之殆庶,而取其一极。一极异渐悟,能至非殆庶。故理之所去,虽合各取,然其离孔释矣。余谓,二谈救物之言,道家之唱,得以之说,敢以沂中自许,窃谓新论为然。聊答下意,迟有所悟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是,佛教主张,得道成佛的前景,虽然很远,但是不断地学习是能够逐渐达到的,人生的束缚解脱净尽,就会产生明确的认识而悟道。儒家认为圣道很玄妙,就是孔子的高足颜闻也只能达到庶几乎圣人的贤者。因此应该努力全面地做到体认虚无的本体,一下子得到宇宙最究竟的道理。道生大师的新论,去掉佛教的“渐悟”,取其“能至”;去掉儒家的“殆庶”,取其“一极”。这样有去有取,就和儒佛不完全相同了。儒佛都是依随方便拯救万物的言教,道生兼取两家之说,调和儒佛,也就和佛教的旧说不同了。谢灵运主张以体认不可分的本体为佛,顿悟成佛。他在“与诸道人辨宗论”中指出:“权实虽同,其用各异。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,应吉甫谓孔老可齐,皆欲窥宗,而况真实者乎?”是说儒佛两家在采取方便办法(“权”)来达到目的(“实”)。虽是相同的,但因随民情立教而又所不同。“窥宗”就是探索本体。谢灵运融合儒佛的思想,把佛和圣人等同起来,反映了当时名士们渴求成为圣人的愿望。

谢灵运在“辨宗论”中又说:“阶级教愚之谈,一悟得意之论。”是指渐悟的学说只是一种引导愚昧的方便说法。只有顿悟才能得到佛教真谛。因此他认为学习、受教都是假知,而顿悟才是真知。

谢灵运在答慧驎,僧维问中说:“唯佛究其实相之崇高。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,未之有也。”又说:“阶级教愚之谈,一悟得意之论。”这里所讲实相崇高,就是“累尽之“无”。”只有累尽之后,“无”乃可“得”。因此悟在“有表”。“有表”就是道生说的“象外”,所谓“阶级教愚之谈,即谓理不可分,而无差异。”故一悟乃“得意之论”。谢灵运认为,悟在有表,象外无相,故须一悟万滞同尽,而渐教是主张“除累尽之学行”的。累未尽去,则仍迷蒙,既未出迷,怎么能达“有表”之“无”呢?他由此得到结论:“方其除累,仅谓之学。累尽至无,乃可言悟。学者渐,为假,为暂,为榧,为受教。悟者又名照,乃顿(万滞同尽)为真,为常,为智,为见理。”他答慧驎问真假二知有什么不同时,指出:

“假知者累伏,故理暂为用。用暂在理,不恒其知。真知者照寂,故理常为用。用在常,故永为真知。”

慧驎接着问:“理实在心,累亦在心,而不白除,将何以除之乎?”谢灵运答道:

“累起因心,心触成累户累恒触心日昏,教为用心者心日伏。伏累弥久,至于灭累。然灭之时?在累伏之后也。(修仅伏累,悟乃灭累)”。他接着补充说:

“伏累灭累,貌同实异,不可不察。灭累之体,物我同忘,有悟一观。(按小顿悟家因七住并观有无,而言七住顿悟。这里是讲大顿悟,成佛乃并观。)伏累之状,他己异情,空实殊见。殊实空,异己他者,入于滞矣。一无有同,我佛者,出于照也。”

可以归纳说,伏累的有所滞,因此不是真悟,真悟的得其全,物我双忘,有无并观—,所以说一悟万滞同尽。

近代史学家汤用彤在“谢灵运“辨宗论”书俊”一文中写道:

“自生公以后,超凡入圣当下即是,不须远求,因而玄远之学乃转一方向。由禅宗而下接宋明之学,此中虽经过久长,然生公立此新义,实此变迁之大关键也。”又说:

“康乐承生公之说作“辨宗论”,提示当时学说二大传统之不同,而为伊川谓“学”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。则此论在历史上甚重要意义益可知矣。”对谢灵运作“辨宗论”的评价是很高的。

据记载,道生大师的顿悟说大义有二点。一是宗极妙一,理超象外。符理证体,自不容阶级。所谓悟理在七住,自是支离之谈。二是佛性本有,见性成佛,学是返本的意思。众生禀此本以生,所以即使懈怠懒惰的一阐提也有佛性。返本真性就自发自显,所以就能自悟,这与闻教而有信修的不同。谢灵运在分辨顿悟与信修时,多用道生的第一义。他在答五弘问难中说顿悟与信修的区别时说渐修的知假,亦可谓不可知。王弘将这封信送给道生,大师复书说:

“以为苟若不知,焉能有信?然则由教而信,非不知也。

(渐修亦不是不知,这里是否定谢的回答。)但资彼之知,理在我表。资彼可以至我,庸得无功于日进?末是我知,何由有分于入照?岂不以见理于外,非复全昧。知不自中,未为能照耶?”

道生大师这里特补充“知若自中,则溪然贯通,见性成佛(见解名悟)。由教起信,则理在我表,尚不能见性(闻解名信,乃顿悟与渐修之分。”可见谢灵运的理解尚没有圆到,而“反本为性”这一问题,是非常重要的。

据“高僧传·慧远传”载:“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,少所推崇,及一相见,肃然心服。”传说慧远不许谢入连社,这是没有根据的。他曾为庐山立台图佛影,作“佛影铭序”。在慧远大师圆寂后,谢灵运特为作谏,载“广弘明集”。又东林寺立远法师碑,其铭出自谢灵运的手笔,序是张野所作。(见“佛祖统记”),证明谢灵运与慧远大师的因缘是不差的。

宋少帝景平元年,谢灵运因病居会稽,与昙隆道人同涉昆嵊,共游二年。道人逝世,他为作诛文:

“缅念生平,同幽共深。相率经始,偕是登临。开石通涧,剔柯疏林,远眺重叠,近瞩岖嵚。事寡地闲,寻味探愿。何句不研?奚疑弗析?帙舒轴卷,藏拔纸襞。问来答往,俾日余夕。”可见他与僧人交好,并非徒事闲游。在他“山居赋”自注中称:“昙隆、法流二法师,辞恩爱,入山绝缘,鲁肉不入口,粪扫必在体。遇之东山石门瀑布,相与以西方为期,并恨相见之晚。”

据“高僧传·慧睿传”载:“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,殊俗之音,多所达解。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家音异旨,于是着「十四音训叙”,条例梵汉,昭然可了,使文字有据焉。”唐元康“肇论疏”则说:“谢灵运文章秀发,超迈古今。如“涅槃”原来质朴,本言“手把脚蹈,得到彼岸”谢公改云:“运手动足,截流而度。””当时他与僧人慧严、慧观一起修改过“人般涅槃经”译文,在佛经翻译方面也作了一定的贡献。

汤用彤在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”第十三章“佛教之南统”、“谢灵运”一节中作出评论说:

“康乐一代名七,文章之美,江左莫逮。虽性情偏激,常与世龃龉。然其文才及家世,为时所重,故“涅槃”之学,顿悟之说,虽非因其提倡,乃能风行后世,但在当时,谢氏为佛旨抡扬,必有颇大影响。夫康乐着「辨宗论”申顿悟,而江南各地皆有论列,亦可见其于佛法之广大有力也。惟康乐究乏刚健之人格,于名利富贵不能脱然无虑,故虽身在山林,心向魏阙,心怀晋朝,而身仕宋帝。其于佛教亦只得其皮毛,以之为名理之资料,虽言得道应需慧业,而未能有深厚之修养,其结果身败而学未成。中国文人之积习,可引为鉴戒者也。”评语是中肯的,指出了名士学佛的通病,谢灵运亦不例外。

宋文帝元嘉十年(四三三年)谢灵运被杀于广州,终年四十九岁。他没有实现先孟顗成佛的愿望,“定业难逃”地身受重报,这在“因果通三世”的观点来看,是不难理解的。但他一生钻研佛学多闻熏习,护持正法,为佛教做了许多好事,应当说已种诸善根,培植善因,在未来世因缘成熟的时候,是能继续菩提大业,终获成就,这也是毫无疑问的。

摘自《内明》第166期